廖博思
初讀《燕食記》,會誤以為這是一部關于粵菜的百科全書:從早茶點心的“四大天王”到宴席上的“八珍玉食”,從蓮蓉制作的“精義所在,是在一個‘滑字’”的秘籍到煲老火湯的“文武火”功夫,字里行間充滿嶺南飲食的精微考據。但細讀下去便知,作者葛亮真正要寫的,是藏在美食背后的一個時代:作者以香港同欽樓、十八行兩家茶樓酒肆為中心,通過榮貽生、陳五舉師徒二人特別是榮貽生從民初至今的人生際遇,既寫世道風云、世事跌宕,也寫出了粵菜和滬菜的精細。
書中兩條故事線,都繞著“食”展開:上闋粵系的葉鳳池(葉七)——榮貽生(阿響)——陳五舉(山伯)是主線;下闋滬系的戴明義——戴鳳行、陳五舉是輔線。這兩條線,就像兩條蜿蜒的珠江支流,最終匯聚成嶺南飲食文化的滔滔大河。
作者葛亮肯定是認真踏勘過廣州、香港的茶樓酒肆的。書中對這些地方的描寫,就像在講我身邊的故事。那些茶樓的前世今生、掌故傳說,講得頭頭是道,仿佛他就是坐在茶樓喝茶吹水的老街坊。書中記載的很多廣東、上海的食物,無論是制作技藝還是味道,都寫得十分細致——或者這么說,讀這套書,我用了兩頓宵夜,其中一頓甚至是一角蓮蓉月餅,足見其中的感染力。
至于故事的核心,那必然是同欽樓、十八行和雙蓉月餅。雙蓉月餅,就是這出戲的“戲肉”。從葉鳳池的師傅傳到葉鳳池,再到榮貽生,最后到陳五舉,代代相傳,但又在過程上略有不同:葉鳳池教榮貽生的時候,是要他自己“悟”,這是老一輩的教育方法,“師傅領進門,修行看個人”;到了榮貽生這一代,他選擇直接把制蓉的秘方傾囊相授。這是時代之于個人所表現出的差異。
傳承固然重要,但只有傳承就是死路一條。雙蓉月餅的傳承過程,其實就是個創新的過程。葉鳳池的雙蓉月餅,蓮蓉棗泥混在一起,軟糯不甜膩,那是老一輩的味道。榮貽生想做“鴛鴦”雙蓉月餅,但是一直未能成功。后來陳五舉在“家家宴”上看到戴鳳行的豆腐絲,一下子有了靈感,這才做成了。到小說最后,榮貽生和陳五舉決賽,媒體都叫他“三蓉王”,月餅又有了新花樣。十八行也一樣,從戴明義的紅燒肉,到戴鳳行的家宴,再到陳五舉的蘭花豆腐干,一路傳承,一路創新。這讓我想到了很多非遺項目,也是這樣,一邊傳承傳統,一邊創新貼合時代發展,就這樣半新半舊地把技藝流傳下來。
《燕食記》里這些“食”,看著眼花繚亂,其實都在講傳承和創新。廚藝在變,菜品在新,口味在更新,但傳承的底子不能丟,創新的想法也不能放下,這樣才能成就“大道”。
在《燕食記》的后記中,作者葛亮寫:“我想寫的不是‘名菜’,而是‘民食’——是茶樓里跑堂伙計的一聲‘靚仔,飲咩茶’,是巷尾糖水鋪阿婆遞來的一碗蓮子百合,是每個普通人在灶頭前的堅守與溫柔。”這種對“日常”的關注,恰是他作為學者兼作家的獨特優勢:既能像做學問般考據“廣府涼茶二十四味”的藥材配比,又能以小說家的筆觸寫出涼茶鋪里“阿伯看報紙時,茶杯沿凝結的水珠在木桌上畫出的圓”。
他的創作常被詬病“過于講究”、“小資”,是“繡花鳥文學”,但這種“講究”在本書里卻是恰到好處:正是因為那一點對傳統的堅守、矯情才更顯得那些始終堅守粵菜傳統的粵菜師傅有多么不易。據說,為了能寫出《燕食記》,葛亮曾在廣州老字號茶樓蹲點三個月,觀察點心師傅“開酥”的手法;在順德跟拍廚師“拆魚”七小時,記錄下 “刀刃與魚骨呈 45度角切入” 的細節;甚至為考證抗戰時期廣州茶樓的經營狀況,查閱了香港大學圖書館珍藏的《華字日報》合訂本。這些看似“笨拙”的功夫,最終化作小說中撲面而來的真實感——當榮貽生在淪陷區的茶樓里,用魚肉做出“蟹粉小籠”,讀者能從這道“假蟹粉小籠”里,品出亂世中匠人的尊嚴與智慧。作為一個90后的廣州人,讀葛亮的文字常有一種 “被戳中”的親切感:他寫騎樓下的油器檔(天知道我有多久沒聽過“油器”這個詞),他寫游子對粵菜的眷戀,“在香港茶餐廳看見‘生炒糯米飯’四個字,筷子還沒動,眼眶先熱了”,道盡所有嶺南游子的鄉愁。這種將個人記憶升華為集體經驗的能力,正是葛亮作品的魅力所在——他讓我們看見,所謂地域文化,從來不是博物館里的標本,而是流淌在每個普通人血脈里的味道與溫度。
《燕食記》的封底印著一行小字:“獻給所有在灶前守著光陰的人。”這些“守光陰”的人,既是小說中虛構的榮貽生、陳五舉,也是現實中茶樓里的點心師傅、一眾非遺傳承人,更是每個守在廚房為家人熬一盅熱湯的普通人。我們翻開書,跟著葛亮的筆觸,走過廣州的騎樓老街、穿過上海的弄堂,合上書我們會發現,葛亮寫的不止是粵菜,還有幾代人對于故鄉的眷戀,以及對于傳承的執著。
真正的文化認同,從來不在宏大的敘事里,而在一粥一飯的堅守中。味覺里藏著記憶,記憶編織成故事,歷史正是由一段段故事鑄造的。寫食物,本質上也是為了寫一段人的記憶,而人本身又是被時代推著走的——到頭來,人的經歷,背后不過是時代的印記。
這么想想,突然明了為什么有讀者會稱《燕食記》是美食版的《百年孤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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