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禺人物-------黃佐臨

他胸中涌動著對人生、對藝術、對祖國的激情——戲劇大師黃佐臨

文/林干    圖/愷麟

在中國話劇界有“南黃北焦”一說，這是人們對中國話劇界兩位泰斗級人物黃佐臨和焦菊隱的概括。當中，黃佐臨不僅是我國著名戲劇、電影藝術家和導演，還是上海人民藝術劇院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聲名如雷貫耳，但他是番禺鄉(xiāng)親則鮮為人知。

黃佐臨

黃佐臨原名黃作霖，1906年10月24日生于天津一個洋行職員家庭。父親黃頌頒是廣東番禺人，廣州作為長期的通商口岸，清代十三行的商業(yè)環(huán)境更是讓本地人商品意識十分濃厚，黃頌頒也在這種商業(yè)氛圍中培養(yǎng)了業(yè)務能力，后來離開故鄉(xiāng)到天津英國人開辦的亞細亞火油公司當買辦，從事石油進出口貿易，收入頗豐，不久便在天津置辦了房屋和產業(yè)，過上比較富裕的生活。天津廣東會館是旅居天津的廣東人聚會的地方，也是當時天津有名的戲園子,當紅的梅蘭芳也在這里演過京劇。黃頌頒是個戲曲迷,經常帶著小黃佐臨出入這所廣東會館看戲。那時候，天津也是北方的話劇中心，話劇當時還叫文明戲，現話現說，即興發(fā)揮的文明戲引起幼年黃佐臨極大的興趣，兒時的這些藝術熏陶也為他日后從事話劇事業(yè)打下了基礎。

留學點燃戲劇才華

黃佐臨是家里的長子，1917年，11歲那年，父親安排他到外國人開辦的貴族學校——天津新學書院上學。這是一間教會學校，院長是英國人哈德博士——一位出身貴族的物理學家，他自愿放棄一切到天津當傳教士，創(chuàng)辦了這個學校。天津新學書院除了中文課之外一律英語授課，這也培養(yǎng)了黃佐臨的英語水平。

1925年，黃佐臨中學畢業(yè)，被父親送到英國，進入英國伯明翰大學讀商科。黃頌頒的計劃是讓黃佐臨學成歸國接手家族生意。在英國留學，留學生需自己找住處，黃佐臨與一批留學生居住的地方是個樹林，叫“林溪”，也叫“林溪學院”。是當時英國一位巧克力大企業(yè)主將自己的一座別墅捐贈出來建立的一個無污染、講究福利的新村式企業(yè)，供來自于世界各地的七八十名留學生寄宿。黃佐臨是那里唯一的中國人。林溪每逢周末都有晚會，各國的學生都會表演他們的拿手節(jié)目，就像國際藝術節(jié)似的，有音樂、戲劇、朗誦、雜耍、歌舞等等。黃佐臨經常在別人的節(jié)目中客串角色，樂此不疲。有一次，他幫一個德國同學在戲中客串一個黑奴，表現的是販賣奴隸的船只駛往美洲途中發(fā)生的故事，是一個悲劇，可是當黃佐臨把腦袋從船艙底下探出來時，因為演得太夸張，所有觀眾哄堂大笑。負責那個節(jié)目的同學急得從幕后跑上臺去，問黃佐臨為什么要那樣演，臺下的觀眾笑得更厲害了。黃佐臨還自編自導了兩個小戲，算是處女作，一出戲叫《東西》，講的是一位工程師把自行車和人力車合在一起，發(fā)明了一輛三輪車；另一出戲叫《中國茶》，是諷刺一個“中國通”竟然把出殯當成結婚，還把煙葉當成茶葉熬成汁請中國學生喝，出了很多洋相。有人說黃佐臨的戲劇小品有些蕭伯納的味道，后來在同學的鼓勵下，黃佐臨將自己創(chuàng)作的劇本寄給了名聞世界的戲劇大師蕭伯納，在信中他不僅表達了對蕭伯納的尊敬，還表達了對另一位大師亨利克·易卜生的崇拜。但他沒想到蕭伯納竟然給他回了信，信中說：“一個易卜生，他是個門徒，不是大師；一個蕭伯納，他是個門徒，不是大師；易卜生不是易卜生派，他是易卜生；我不是蕭伯納派，我是蕭伯納。如果你想有所成就，千萬不要做門徒，你必須依賴本人的自我聲明獨樹一幟。”林溪的生活不僅讓黃佐臨開心，更是激發(fā)了他的戲劇愛好與才華。而另一方面按照家長的意愿學了兩年商科實在不喜歡，黃佐臨干脆自己轉學社會學。

黃佐臨作為家中長子，父親要他幫助自己經營石油公司，希望由自己的兒子來繼承家業(yè)。 1929年，黃佐臨回到天津，父親讓他接替自己的職位，當亞細亞火油公司當買辦，每月六百兩白銀，待遇非常優(yōu)厚。他同時也在新學書院任教。雖然只有二十五歲，但是得到哈德院長的賞識，成為了母校的名譽院長，不過，在英國點燃的戲劇才華卻讓黃佐臨欲罷不能。工作之余，他經常為一些話劇演出寫評論。一次，黃佐臨觀看 天津中西女中演出的一臺莎士比亞劇，其中的女主角讓他怦然心動。  

他興致勃勃地連夜趕寫了一篇劇評，說女主角就好像是莎士比亞本人要她那樣做的一樣。 女主角的扮演者叫丹尼（金韻之），雅號“紅蘋果”，因戲結緣，兩個年輕人由共同愛好發(fā)展成為愛情。

1935年，黃佐臨和丹尼在美國結婚，之后雙雙赴英國攻讀戲劇，黃佐臨先入劍橋大學研究莎士比亞，然后和丹尼一同參加法國著名導演圣丹尼等開辦的倫敦戲劇學館，黃佐臨學導演，丹尼學表演。他們的蜜月是在英國的劇院里度過的。在那年的蕭伯納戲劇節(jié)上，他們平均一天看兩場戲，蜜月里共看了六十多場。黃佐臨后來回憶說，我們共同的戲劇人生，在蜜月里拉開帷幕。

第二次留學英國，黃佐臨除了在劍橋大學研究莎士比亞，還經常去拜訪十幾年前就相識的蕭伯納。 蕭伯納聽到黃佐臨在學導演，非常高興，對他說，我要送你一本相冊作紀念，將來你回國后，有了滿意的演出，劇照就貼在上面。

幾天后，蕭伯納親自把黃佐臨帶到一位老藝人家里，指定要用羊羔皮做相冊封面。他讓黃佐臨當場寫了一個漢字“蕭”，鑄印在封面正中。這個標志是要證明相冊是他送給這位中國青年的。

上海戲劇學院門口的黃佐臨雕塑

孤島進步戲劇顯才華

1937年，黃佐臨以論文《莎士比亞演出簡史》取得碩士學位，1937年7月10日，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3天就從英國回國。在臨走之前，黃佐臨去拜訪蕭伯納。蕭伯納以為，黃佐臨是因為自己的國家發(fā)生了戰(zhàn)爭，想留在英國而去找他的，但是黃佐臨卻是表明為了回國來向他告別的，并且在臨別的時候說：“我們中國人遇到這種國破家亡的事情，一定要回去，這叫‘赴國難’”。回國途中，他和妻子丹尼一起繞道莫斯科，參加了蘇聯(lián)第五屆戲劇節(jié)。回國后，沒有遵照父親的意愿繼續(xù)做洋行職員，而是投身于話劇教育，和丹尼一起，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戲劇體系引入中國。他在重慶國立戲劇學校任教，排練課選了田漢改編的《阿Q正傳》,這是他在國內導演的第一個戲。黃佐臨一個富家公子棄商從藝，放著洋行高級白領不做，去做一個當時被認為是下九流的“戲子”，在世人的眼中有諸多不解，然而，令人回味的是，父親對黃佐臨投身戲劇的默許和寬容。到晚年，黃佐臨還在感嘆，這真是我莫大的幸運。

1940年黃佐臨到“孤島”上海參加了進步劇團上海劇藝社，導演了《小城故事》《圓謊記》和《邊城故事》。

1941年秋與吳仞之、姚克等組織了上海職業(yè)劇團，上海劇目《蛻變》，由黃佐臨導演，反響強烈，滿座一個月，后被租界當局禁演。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后，上海職業(yè)劇團解散，黃佐臨和主要演員石揮、張伐、韓非等保持聯(lián)系，經常在黃家聚會、討論，后來索性排起了戲，他們以“齊心合力，埋頭苦干”為信約，創(chuàng)辦了苦干劇團，后改為“苦干戲劇修養(yǎng)學院”，當時，黃佐臨家的草地和陽臺就是他們的舞臺。雨天進客廳，沙發(fā)推到一邊繼續(xù)排練，客廳中間的一張地毯是練功的地方，《荒島英雄》《天羅地網》《梁上君子》這些戲都是在那樣的環(huán)境里排出來的。

1942年，“苦干”和“上海藝術劇社”合作，用“上藝”的名義演出了黃佐臨導演的《荒島英雄》和《大馬戲團》，他還參加編導了《秋海棠》的一幕，這幾部戲都轟動了上海。

1943年,苦干劇團正式以自己的名字演出,在觀眾中建立了聲譽。黃佐臨導演了大量不同風格的戲劇,如《夜店》《梁上君子》《金小玉》《林沖》《亂世英雄》等。

1944年,黃佐臨把父親遺留下來的“宮殿”般的大宅子，當成了收容“流浪藝人”的排練場。每天，黃佐臨布置臺詞、形體作業(yè)讓演員練習。寄宿在他家15歲的小演員黃宗英，每天頭頂水罐，從鋪著高級地毯的樓梯上上下下，不知要跑多少遍。黃宗英這樣回憶道：“那時我們在上海沒有棲身之地，就寄居在黃佐臨先生家里。白天，先生給我們布置臺詞、形體作業(yè)，讓我們練習，晚上餓了，我們就偷偷地去開冰箱找東西吃，吃完以后，關上看看，那個燈還亮著，然后再打開關上，燈還亮著，只好去睡，但是睡不著，想著冰箱里面的燈還沒關，那個時候家里有冰箱是新鮮事。”

在上海的“孤島時期”，黃佐臨和中國話劇界的進步人士一道創(chuàng)造了中國戲劇的黃金時代。我們所喜歡的老演員都是他帶出來的。

1946年，黃佐臨為復社后的上海劇藝社導演了陳白塵的《升官圖》，獲得成功。演出采取鬧劇樣式，臺上是一張展開的拾元法幣；一個大的銅錢,正對著觀眾,方形的錢眼是門。演員造型漫畫化,全劇以潑辣的夸張,多變的節(jié)奏，表現了當時統(tǒng)治者的丑惡群像。

解放戰(zhàn)爭時期，黃佐臨轉到電影界，在上海文華影片公司導演了《假鳳虛凰》《夜店》《表》等影片。這些影片也反映了他的進步思想和藝術追求。1948年冬他被邀參加地下黨組織領導的劇影工作者協(xié)會籌備小組，為迎接解放做出了貢獻。

新中國戲劇事業(yè)開拓者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黃佐臨的戲劇事業(yè)進入了一個新時期。1950年，他任上海人民藝術劇院副院長，以全部精力投入劇院建設工作。黃佐臨的愛國熱情和創(chuàng)作激情更是與日俱增，作為上海人民藝術劇院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他更是一位始終與祖國共命運，以戲劇為生命的優(yōu)秀導演藝術家。他時代脈搏感十分敏銳。他關注時代需求，關心人民生活，是一位以排演優(yōu)秀現代戲而著稱的藝術家。在上海人民藝術劇院，1951年，他導演了《抗美援朝大活報》,用了不少電影手法,作了打破舞臺鏡框的處理。1953年，由他導演的《曙光照耀莫斯科》首演后轟動全國，成為上海人藝演出近400場的舞臺精品。1956年導演《布谷鳥又叫了》，勾畫出江南水鄉(xiāng)的風貌和農民的樸素情感，是一出充滿詩意的喜劇。1959年，導演了《大膽媽媽和她的孩子們》，并作了《關于德國戲劇家布萊希特》的報告。黃佐臨是第一個向中國介紹德國戲劇家布萊希特的人。

20世紀50年代，他還導演了《腐蝕》《美國之窗》《為了和平》等多部影片。

黃佐臨又是一位具有強烈創(chuàng)新意識的大師，是中國戲劇界最善于變革舞臺樣式的一位高手。

1962年，黃佐臨在廣州全國話劇、歌劇、兒童劇創(chuàng)作座談會上作了《漫談戲劇觀》的發(fā)言，提出寫意戲劇觀的主張。其基本內容是：在結構上強調銜接性、靈活性，不受時間、空間的限制；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強調雕塑性和立體感；在表現方式上強調寫意性和程式性。他試圖找到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萊希特和梅蘭芳之間的共同點和差異性，探索相互融合的可能性。但其基本點仍是介紹布萊希特。

1963年他編導了《激流勇進》，對他主張的寫意戲劇觀作了有益的嘗試。1979年為中國青年藝術劇院導演的《伽利略傳》是他又一次成功的實踐。1987年導演的《中國夢》，通過表演，特別是虛擬動作以至無對象交流及高技術燈光、音響的運用，比較充分地體現了他的寫意戲劇觀。

黃佐臨對中國話劇教育事業(yè)做過重要的貢獻，在重慶國立戲劇專科學校時就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體系為指導，制定教學方案，付諸實踐；在上海人民藝術劇院創(chuàng)辦了兩屆學館，培養(yǎng)了不少演員。截至20世紀80年代末，黃佐臨導演的劇目有100個,電影12部。他在藝術上不斷進行新探索。黃佐臨不僅在藝術上卓有成績，理論上他也很有研究，著作有《漫談戲劇觀》《導演的話》等，其論著《漫談戲劇觀 》在戲劇界有廣泛影響。

黃佐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歷任中國文學藝術界聯(lián)合會理事、中國戲劇家協(xié)會副主席、劇協(xié)上海分會副主席、上海人民藝術劇院院長等職務，是第一、二、三、四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五屆全國政協(xié)委員。

著名劇作家曹禺這樣評價：佐臨是中國戲劇界的權威之一，但他從不以權威自居。佐臨平時清涼如水，無波無瀾，甚至不像春水打皺，但他胸中始終涌動著波浪，那便是對人生、對藝術、對祖國的激情。

1988年，黃佐臨獲中國話劇研究所頒發(fā)的振興話劇導演獎（終身獎）。1994年，黃佐臨先生在上海華東醫(yī)院因病逝世。享年88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