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經濟史學的奠基者梁方仲

中國社會經濟史學的奠基者梁方仲

文、圖/林干

梁方仲

在廣州市海珠區黃埔古村（原屬番禺）的榮西里，有一座名為“左垣家塾”的清代建筑，這是現存為數不多的十三行行商所建歷史遺物。而這座建筑的主人則是十三行行商、黃埔村人梁經國?！白笤役印辈缓唵?，行商后人從這里走出七代名人。其中，子輩梁綸樞繼承天寶行后獲二品官銜（清代商人能取得的最高官銜），子輩梁同新（原名綸機，為清朝的順天府尹）、孫輩梁肇煌（曾代左宗棠行代理兩江總督）和梁肇晉（禮部主事）皆為進士；曾孫輩梁慶桂是晚清廣東維新運動的領頭人物，與康有為共同發起“公車上書”，后赴北美創辦了12所僑民學校，人稱“華僑教育開山祖”；第五代后人梁廣照為刑部主事，主張收回粵漢鐵路權自修鐵路；第六代后人梁方仲和梁嘉彬先后畢業于清華大學，成為經濟學家和歷史學家；第七代孫梁承鄴是廣州市華南植物研究所的水稻育種專家。可以說每一位都是國之棟梁。第六代孫梁方仲更是中國社會經濟史學的奠基者。

用集之大成者形容梁方仲對家族的繼承可以說是再貼切不過，你看，祖上既有十三行行商梁經國、梁綸樞這樣的商家大賈，也有梁慶桂、梁廣照這樣的學者教育家。作為廣州十三行商后裔，梁方仲做學問以研究經濟史為起步，成為我國著名的歷史學家，尤其是著名的經濟史專家，既講經濟又從事教育，梁氏家族的兩大傳統集于一身。

《一條鞭法》奠定史學地位

梁方仲（1908－1970），廣東省番禺縣(今廣州市)黃埔村人。原名梁嘉官，是梁廣照的第三子。當年梁廣照在北京為官，梁方仲于1908年出生在北京。他中學畢業后考入清華大學，先后入讀農學系、西洋文學系、經濟系，1933年畢業于清華大學研究院，隨即入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

或者是因為血管里流淌十三行行商梁經國的血脈緣故，梁方仲對研究中國社會經濟史學有極大的興趣。1934年５月，他與湯象龍、吳晗、

羅爾綱、夏鼐等組織“史學研究會”，在《中央日報》和《益世報》開辟《史學》?？珜А靶率穼W”，編輯《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集刊》。梁方仲是《史學》副刊和《集刊》的積極撰稿人，曾一度任《集刊》主編，組織和發表了一批較高水平的社會經濟史學術論文，成為中國社會經濟史學的奠基人之一。

梁方仲在中國社會經濟史的研究中，特別致力于明代社會經濟史的研究，從近十萬件故宮檔案中梳扒整理出大量明代經濟史資料。1936年，梁方仲發表長篇論文《一條鞭法》，開創用現代社會科學方法分析王朝制度、研究傳統中國社會經濟的新路徑，引起國際學術界重視。次年該文被翻譯成日文，50年代又被翻譯成英文，在哈佛大學印行，1970年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出版哈佛東亞研究叢刊，又將該文列為該叢刊第一號重印出版。費正清教授專門為該文英文本撰寫《前言》，高度評價了這一著作的價值。梁方仲圍繞明代一條鞭法發表的一系列論文，直到今天仍是學術界公認的該領域最高水平的研究，被譽為“明代賦役制度的世界權威”。梁方仲的《明代糧長制度》和《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被公認為當代中國史學的經典之作，為明清以后中國鄉村社會變遷研究和中國經濟史計量研究做出了奠基性的貢獻。

1934年梁方仲在北京與吳晗等史學研究會發起人合照.自左∶1吳晗2谷霽光5夏鼐6梁方仲,右1湯象龍

考察延安向往進步

1937年6月，被日本學者稱為“少壯學者”的梁方仲，受社會研究所所長陶孟和所派，赴日本作為期一年的學術考察研究。不久，“七七事變”爆發，他謝絕日本學者挽留，于8月中旬回國，共赴國難，堅持社會經濟史研究?？谷諔馉幤陂g，中央研究院西撤，梁方仲隨之遷往四川省宜賓市郊的李莊鎮，在那里度過了數年清貧艱苦的研究生活。

梁方仲不是一位只會鉆象牙之塔的書齋式學者，他在社會研究所期間，特別重視當代中國社會土地、賦稅等與人民生活息息相關的經濟領域的研究。 梁方仲曾翻譯過斯諾的《西行漫記》，他的譯本后來因故沒有出版，但斯諾筆下的延安卻令梁方仲神往。1938年，陜西一地方專員給國民政府提供了一套土地改革方案，時任經濟部長的翁文灝希望中央研究院社會研究所派員前往陜西等地區調查，梁方仲因有土地調查的經驗，且跟周恩來、董必武等中共領導人也有過交往，任務最后落在他的身上。臨行前，董必武給梁方仲寫了一封介紹信：“伯渠、（伍）云甫同志：茲介紹國立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研究員梁方仲先生擬赴陜考察土地經濟問題，我們已電告延安，茲將介紹前來接洽，以招待?！?/span>

梁方仲此行對陜西、甘肅等地進行了為期9個多月的考察，第一站即從西安到達延安，當時陪同他去的是宋時輪將軍。陜甘寧邊區領導人告訴他，他們的土地政策已經有了很大調整，地主也可以分到一份土地，梁方仲對此很感興趣。他除做了大量實際調查工作外，還參加了延安的一些文化活動，聽過毛澤東兩次講話，還接觸了王稼祥、周揚、丁玲、冼星海等人，與他們做了深入交談，了解到延安不少社會情況，在延安住了一個半月?；氐窖芯克?，“他對延安共產黨人廉潔奉公，上下平等，生活樸素，工作認真和艱苦奮斗的生活作風，倍加稱頌”，而“對國民黨貪污腐化，則深表不滿。”

嶺南治學一代大師

1943年初，美國哈佛燕京學社給中國學者一筆科研資助獎金，包括陳寅恪、聞一多、梁方仲等10名著名學者得到資助。1944年10月，梁方仲取道印度赴美，被哈佛大學經濟系聘為研究員。1946年9月離美赴英，入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從事研究工作。在此期間，他曾被聘為中國文化代表團專員前往法國參加聯合國教科文第一次大會。1947年４月梁方仲離英回國，即被國立中山大學文學院邀請來校做學術講演。梁方仲回國后，兼任中央大學教授，1948年，社會研究所所長陶孟和患病，梁方仲代理其主持所務。

1949年2月，梁方仲母親患病，請假回廣州省親。此時，北方炮聲日隆，梁方仲歸程受阻。3月間，應嶺南大學校長陳序經、教務長馮秉銓和文學院院長王力教授等邀請，就任嶺南大學經濟商學系教授兼任系主任。梁方仲就此回到故鄉廣東，留在嶺南。國民黨撤離大陸前，葉公超、朱家驊等極力勸說梁方仲前往臺灣，葉公超與梁方仲是世交，兩人關系非同一般，但梁不為所動。當時也有哈佛等國外大學欲聘其前往任教。

1949年與1950年，他在嶺南大學招收了兩屆研究生，親自為經濟系本科生和研究生開設中國經濟史和西洋經濟史課程。他在講課和指導學生論文時，強調“選題不要太大，要從小題入手，但在研究時，卻要‘小題大做’”。1952年10月，全國高等學校院系調整，梁方仲被聘為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兼任經濟系中國經濟史課程。20世紀60年代初，他率先在全國綜合大學同時培養四名明清經濟史專業的研究生，成為當時引人注目的研究生導師。梁方仲的《明代糧長制度》和《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被公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中國史學的經典之作，為明清以后中國鄉村社會變遷研究和中國經濟史計量研究做出了奠基性的貢獻。

尊師重友佳話連篇

梁方仲就讀于清華大學時，陳寅恪先生是清華大學國學院導師，兩人存有師生之誼?；氐綆X南后，梁與陳成為同事，1952年院系調整后，他們又共同執教于中山大學歷史系古代史教研室。解放初期的中山大學歷史系，人才濟濟，教授中列名前四的為陳寅恪、岑仲勉、劉節、梁方仲，但梁方仲仍對陳先生執弟子禮，對其敬重有加。

1953年至1955年，陳寅恪在中山大學輪流開設兩門選修課：《兩晉南北朝史料》和《元白詩證史》。梁方仲以教授身份，與選修生并排而坐，靜氣聆聽，細心筆錄，沉浸于“金明館”的教澤之中。梁方仲之子梁承鄴保存有兩冊父親聽陳寅恪講課的筆記，從中我們可以看出梁方仲敬師之虔誠和治學之認真。

梁方仲對朋友的一片赤誠成就了好朋友、我國著名歷史學家吳晗的絕世愛情。

姑娘名叫袁震，原名袁震之，出身于湖北老河口的一個書香門第，年長吳晗2歲。袁震自幼聰明過人，學習成績優異，19歲便考入武漢大學中文系，不久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27年七一五反革命事變后，與黨失去聯系的袁震，在老師張佳敏的幫助下，于1930年轉學到清華大學歷史系就讀。

袁震在清華大學再次向世人展示了她非凡的才華，先后發表了《武則天》《中國地名考》等論文，成為清華赫赫有名的才女。1934年春，就在袁震即將以優異的成績畢業時，卻染上了肺病，不得不退學。袁震在北平舉目無親，無法養活自己，加之治病還需要很多錢，她只好靠老師張佳敏的表兄吳之椿接濟。后來，吳之椿到青島工作，便改由梁方仲照顧袁震。梁方仲一直盡心盡力照顧袁震。

這天，梁方仲到醫院看袁震，身后跟著一個儒雅的年輕人。袁震看到他們進來，正要起身致意，被梁方仲攔住了。梁方仲說道:“我要去廣州一段時間，這是我的摯友吳晗先生，我不在的時候就由他來照顧你?！薄皡顷?！你就是那個連胡適之先生都爭著要聘你去任教的吳先生嗎?”梁方仲一介紹完，袁震就瞪大了眼睛問吳晗。

中山大學經濟系1953年畢業同學與老師們合影（前排右四為梁方仲）

吳晗答道:“見笑，見笑，胡適之先生的學問、人品我都是仰慕的，只是我是清華培養的，首先應該為本校效力呀!”梁方仲說:“吳先生已正式被清華聘請留用，蔣主任十分器重他，免了助教這一臺階，直接破格聘請他為教員。”

袁震羨慕地說:“吳先生，你可真是春風得意呀!”吳晗被說得不好意思，連連擺手:“哪里，哪里！袁同學你過獎了！”出乎吳晗意料的是，

袁震接著就談起了他早期發表的幾篇論文。吳晗不由得驚異道:“你看過我的那幾篇拙作！?”“非但看過，還頗有印象呢!”接著，袁震便侃侃而談，她的獨到見解，令吳晗這個一直潛心在書齋中做學問的才子耳目一新，不由得擊掌稱道:“你真不愧是一個才女，令我輩汗顏也！”

梁方仲引見的吳晗與袁震的第一次會面很快就結束了，袁震給他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從此，吳晗認定袁震是他的終身伴侶，在吳晗的精心照料下，袁震漸漸身體復原，1939年10月，而立之年的吳晗和年已32歲的袁震在經過種種磨難和深沉的心與心的撞擊，長期用心血澆灌、培育的愛情之花終于結果了。他們在簡樸的小屋里舉行了婚禮，向世人昭示了愛情的偉大和力量。而他們一直對“媒人”梁方仲心存感激，新中國成立后，每次來廣州，吳晗都到梁方仲家拜訪老朋友。

方仲與助手湯明燧

淡泊名利正直為人

梁方仲是五四以來成長的一代知識分子，他們一出生即處于中國從傳統向現代的痛苦轉型中，期間伴隨著家國變故、朝代更替、內戰外戰，在各種思想力量的激烈交鋒下，他們的思想時常經歷著幻滅、重建再撕裂的痛苦循環；他們都具有深厚的國學修養，但他們中的多數人又有著國外求學、游歷的經歷，他們面臨著既要解釋傳統中國，又要面向現實和未來的雙重學術任務，這樣的雙重任務注定了這一代學人將成為舊學術體系的集大成者或者新學術體系的開創者。

梁方仲出身官宦世家，但他對名利看得極淡，對政治不熱衷，但是為人正直，為了學問甘于忍受書齋寂寞，作為一個蜚聲海內外的仕宦門第子弟以及學界名流，他在早期生涯認識了不少民國以及新中國成立后的黨政要員，他早就有無數的機會尋求名利。但他一生從未利用過這些關系為自己謀得一官半職。

他的老師陶孟和新中國成立之后幾次要求他到北京擔任社科院經濟所所長，但梁方仲沒有北上。

但他對朋友絕不冷漠，甚至敢為朋友深陷政治泥潭。在吳晗最艱難的時期，他是少有的敢為吳晗喊冤的人。在當時的政治風氣下，能夠頂得住政治壓力公開支持吳晗，需要極大的勇氣。因為吳晗，他被打成“吳晗分子”和“反動學術權威”，遭到批斗、關進牛棚。正是梁方仲在為人上的單純，造就了他的學術成就，或者反過來說，或許正是因為他對學術的投入影響了他的為人。

從學術上說，梁方仲雖然選擇了明代賦稅制度為一生研究的切入點，但他在學術上的根本關懷，是要去理解和解釋傳統中國的社會經濟結構及演變邏輯，并將這種解釋投射到現實中國社會問題的關懷上來。甚至可以說，關懷中國歷史文化、關懷中國現實社會，才是他一生的根本志趣。他明白自己的個人力量局限以及學術研究從小處著手的道理，所以他選擇了從最艱苦的農村調查、資料搜集開始，從一個個小問題開始，進行最踏實的研究，在這些研究達至化境之時，他才將它們一一展開。但是，如果我們翻閱他生前未發表的大量日記、手稿、讀書札記，就會發現梁方仲的閱讀領域不僅包括社會科學領域，對文獻版本、哲學思想、科學技術都有不少涉獵并有不少獨到見解。筆者20世紀90年代參與黃埔古港和古村研究，與梁方仲之子梁承鄴老師過從甚密，根據梁承鄴先生的回憶，梁方仲先生對詩詞文學同樣有廣泛愛好。很明顯，在人文社科領域的大量閱讀，一定培養了梁方仲對于現實社會的關懷以及對于解釋傳統中國社會的興趣。當然，黃埔村特定的環境，讓榮西里一條小巷走出七代名人更是應了那句古語——地靈人杰。